人民币的升势不仅被业内人士所密切关注，甚至已成为普通百姓经常谈起的话题，而国际上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则是人民币持续升值的一个重要因素。5月下旬，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在华盛顿举行，目前诸多方面的信息显示，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将继续交锋。
日本率先发难 美国声势更大
国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舆论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十几年来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的。1994年以后，中国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2003年7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始终在8.70～8.27兑1美元的范围内窄幅波动。同期，中国的GDP从不足5000亿美元增加到1.64万亿美元；外贸总额从2366亿美元增加到8510亿美元；外贸顺差十年间累计为2544亿美元；外汇储备从212亿美元增加到4033亿美元。国外舆论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政府采取压低人民币汇率的手段获得的。在国际上，超常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通常会引发贸易摩擦，可谓“树大招风”。
率先向中国发难压人民币升值的是日本。2002年12月4日，日本财政次官黑田东彦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的通货紧缩经出口扩散至亚洲甚至全世界，中国应当承担起人民币升值的责任。12月6日，财政大臣盐川正十郎发表公开讲话，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2月在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盐川正十郎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相类似的文件，迫使人民币升值，但被会议所拒绝。
2003年7月21日，美国《商业周刊》刊登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滕的文章指出：“中国的问题更大，由于巨额的贸易顺差和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因此应该要求中国对人民币进行重新估价。”此后不久，美国财长约翰·斯诺也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应逐步迈向市场主导的弹性汇率制度，希望中国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2003年9月，斯诺财长曾为此专程访华。2004年9月9日，一些美国行业协会试图借大选之机迫使布什政府压人民币升值，声称“中国的汇率政策使美国产业和工业生产蒙受了巨大损失”。11月13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在第三次辩论时攻击布什总统不抓住时机压人民币升值。
美国参议院和政府分别开价
2005年4月6日，美国参议院以67票对33票通过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的联合提案，要求人民币汇率必须在六个月内升值27.5%，否则将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27.5%的进口关税。27.5%是怎么来的？是依据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对人民币升值的估算。一位是Morris Goldstein(莫里斯·戈德斯坦)，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了40%；另一位是Barry Bosworth(巴里·博思沃斯)，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15%～25%。舒默参议员将这两位的估算加在一起为40%＋15%＝55%，因为是两位学者的看法，再除以2便得出了人民币应升值27.5%的重大结论。稍微有些金融知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方方面面。而这两位参议员竟如此简单地得出了重要的结论，既不严肃，也不负责任！后来还竟然提出中国政府若不照办，就要被扣上一顶“国家操纵汇率”的大帽子！
参议院通过决议次日，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斯诺财长说，参议院企图迫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做法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操之过急可能破坏中国的金融体制。斯诺财长还对舒默参议员说：“你不希望扰乱中国的金融体制，导致一场东亚金融危机，对吧？”舒默修正案当即受到不少美国经济学家的批评。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说，美国不应该在汇率问题上指责中国，“将中国作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替罪羊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舒默修正案通过后，斯诺财长派特使访华，要求人民币升值10～15个百分点，也就是升到7.44元～7元人民币兑换1个美元。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企业出口换汇成本基本上是7元～7.5元人民币，对于布什政府的要价，中国大部分出口企业很难承受。
损人，且不利己
2005年6月初，亚洲开发银行发表报告，利用牛津经济预测模型模拟亚洲货币、尤其是人民币升值之后的情况。结果显示，即便人民币升值，受冲击的只会是中国及其邻国的经济，对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尤其是美国财政、贸易双赤字并无多大帮助。该报告分别假设人民币在2005年下半年升值10%和20%，来测算对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影响。在升值10%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受损，经常项目受到冲击，2006年外贸顺差仅为150亿美元，而美国贸易赤字仅减少36亿美元，经常项目的改善占GDP的比例仅为0.02%。而在人民币升值20%的情况下，2006年中国则会出现贸易逆差318亿美元，经常项目对GDP的贡献下降1.7个百分点，GDP的增速急剧下滑，很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硬着陆；而对美国而言，经常项目的改善也仅为0.05%。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报告的结论是，人民币升值对解决美国外部经济失衡的作用微乎其微。
强压贸易伙伴的货币大幅升值，以达到减少自己贸易逆差的目的，这是美国历届政府多年以来的习惯做法。上世纪70年代，美国压马克大幅度升值，从60年代末4.2马克兑1美元上升到80年代末1.5马克兑1美元，升值64%；80年代中期压日元大幅度升值，从1985年2月的263日元兑1美元上升到1988年2月的128日元兑1美元，升值51%；80年代末压新台币升值，限新台币半年之内升值40%，从42新台币猛升到25新台币兑1美元。但效果如何呢？多年以来，美国对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一直处于逆差状态。2006年美国对德国贸易逆差478亿美元，对日本贸易逆差885亿美元，对台湾地区贸易逆差152亿美元。再以压欧元升值为例：2002年1月底，1欧元兑0.86美元；2006年7月，1欧元兑1.29美元，欧元升值50%。然而，美国对欧元区的贸易逆差从2001年的540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915亿美元，增长70%。以上事例充分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商品是否有竞争力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单纯依靠压对方货币升值来减少本国贸易逆差是国际贸易的传统思维。时代发展了，情况复杂了，这种传统思维也应该改变了！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升值2个百分点，8.11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此后每天的浮动一般不超过3‰，实施“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政策，具体操作采取“窄幅波动、小幅攀升、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根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模型测算，人民币升值2%将一次性让GDP增速下降0.2个百分点，就业减少50万人。
从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到2007年4月30日，人民币从8.27元兑1美元升值到7.70元兑1美元，总共升值6.89个百分点。人民币升值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外贸出口。2004年中国出口增幅为35.4%，2005年下降为28.4%，2006年上半年降为25.2%。本来，2006年出口增幅会下降到23%左右，但由于国家较大幅度下调出口退税幅度，促使企业加速出口甚至抢关出口，以赶在12月14日之前享受调整前的出口退税优惠，这就造成了8月至11月中国出口不降反升的现象，实际上是“寅吃卯粮”。2006年中国出口增幅为27.2%，给人以人民币升值不影响出口的错觉，也给了美国继续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借口。
人民币升值也使美国消费者蒙受损失。2006年12月在美国节日市场上，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价格上涨了5%左右，玩具价格上涨了10%左右。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多是日用消费品，是广大消费者需要的。随着人民币加速升值，必然会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火上浇油。正如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2006年12月14日在《美元的价值》一文中所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大幅下降无法纠正美中两国的储蓄不平衡现象，但它却会引发一轮货币不稳定潮，导致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如果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其他亚洲国家甚至欧洲货币也依样而行，通货膨胀之鸽很有可能飞回美国栖息，就像上世纪70年代那样。”麦金农教授警告：“不幸的是，由于不断向中国施压要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保尔森某种程度上已背离了其公开宣称的强势美元立场。如果中国顶不住压力真的让人民币大幅升值，那么它就会像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陷入通货紧缩境地，而它的贸易顺差却不会因此而缩小。”麦金农教授用最通俗浅显的语言告诉人们，美国强压人民币大幅升值是“损人不利己”！
2006年9月10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傅强恩(John Frisbie)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专访时明确表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不同意采用这种强硬的方法迫使人民币升值”，他说：“人民币汇率并非造成美中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只是影响美中贸易不均衡的一个原因而已。而且，人民币汇率也绝非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关键。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因素在发挥作用。比如说，美国本身就存在着巨额的贸易逆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拥有256家跨国公司会员企业，这些跨国公司多年以来都在促进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合作，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有发言权的应是这些跨国公司，而不是某些政客和学者。这些跨国公司希望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因为人民币较大幅度升值将直接提高他们在华投资的成本，也直接影响他们从事美中贸易的利润。
保尔森“警告”北京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美国财长保尔森要求人民币在2007年内继续升值5个百分点，也就是要人民币在2007年内升到7.44元兑1美元，并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核心问题是人民币汇率。2007年2月7日，保尔森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时说，布什政府在面临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已经竭尽所能敦促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他说，中国尚无一套美国所期望且自身所需要的货币政策，并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加速人民币改革步伐，国际社会将对其失去耐心。5月2日，保尔森在华盛顿彼得森学院的讲演中说：中国的人民币币值问题已经成为在处理美中巨额贸易赤字等经济问题上进展缓慢的一种标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进展太缓慢。保尔森“警告”北京说，他担心自己将在国会受挫，尤其是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显而易见，不是有可能而是极有可能国会将通过立法来进行干涉”。
要求中国交出“保证金”
对国会有很大影响的美国智库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态度十分强硬。2007年1月31日，具有重要影响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莱德·伯格斯坦博士(C.Fred Bergsten)在国会的证词中说：“要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现象，人民币对所有货币的汇率就应上升20%以上。也就是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要上升40%左右，中国可以在今后几年中分阶段完成上述目标，以缓和人民币调整过程中的压力。可以采取一系列汇率调整措施，效仿2005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升2%的办法，不过这次上调的幅度要大得多，首次调整幅度应在10%～15%以上；如果人民币及其他亚洲货币对美元汇率上升40%，那么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每年将减少1500亿美元。”“很明显，中国极不情愿对其货币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在过去三年中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不论是‘温和外交’，还是战略经济对话，均收效甚微。因此，美国有必要采取新的政策。”“财政部必须立刻进行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当局应立即通知中国，如果在2007年5月下一轮战略经济对话之前，也是财政部下一份半年报告出台之前，中国没有交出‘保证金’，即没有将人民币升值10%以上的话，中国将被戴上‘操纵者’的帽子。当局告知七国集团成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打算将中国称为‘货币操纵者’，以促进多边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并减少双边对抗。最终达成‘广场2号’协议或‘亚洲广场’协议”，以迫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在美国，人民币汇率和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已经被政治化了，已经成为某些政客的政治工具了。这样做，必将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由于人民币持续升值和出口退税的降低，中国外贸出口增幅在2007年下半年乃至2008年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固然能起到减少贸易顺差的作用，但它将影响社会就业。正如樊纲所长所言，人民币汇率快速上升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广大的农民工。社会就业的减少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