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开始的出口退税改革旨在创新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更着重于解决欠退税的历史问题。现在，出口退税作为影响GDP总量和结构以及国际贸易金融活动的重要政策工具，应该关注一些重要的战略目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鼓励出口创汇，确实对经济腾飞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过于追求出口获利的重商主义情节，也给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带来了一定脆弱性。例如：过度依赖加工贸易，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的“初级加工厂”；严重依赖外资企业，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普遍不足；初级产品出口市场和资源进口来源集中于少数国家，伴随着国家整体谈判能力的不足。因此，中国目前不应一味强调出口导向的重商主义战略，而应把重点放在国内市场培育上，出口退税制度应适应和体现这一导向性变革。
出口退税还要退得“巧”，要适应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国策。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来解决资源和环境压力已成为基本国策。对此，一方面要对自然资源等环境敏感型产品征收较高的出口关税，取消对资源性产品的出口补贴或出口退税，避免对可能造成国内资源快速耗竭的出口进行退税，全面停止高能耗产品的退税。还应对出口的循环经济产品全面退税，促进节能和节约资源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和出口。
进一步看，出口退税应该以促进经济结构升级为主要政策目标。尽可能调低高能耗、低增加值、高污染、技术密集度低产品或行业的退税率，以税率调整来促进钢铁、纺织、机械等行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同时，利用退税细则的区别，来促进相关产业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布局优化。
此外，目前国际金融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贸易问题，人民币升值压力本质上也是国内长期的“顺差偏好”所造成的。虽然存在理论争议与政策实际效果的质疑，但不可否认出口退税、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之间有一定内在联系。据专家测算，2005年我国1美元出口商品综合退税为0.4429元人民币，如果完全取消出口退税，相当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0.4429元。虽然理论与现实仍有一定差距，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出口退税的改革，开辟了一个财政与金融政策协调的新领域，这是以往没有引起重视的。
最后，随着出口退税的政策重要性不断提高，欠退税问题也成为困扰各级财政的难点。现在，应把进出口战略转变与公共财政建设结合起来，从整体和结构上调整、降低退税规模，把这部分财政资源转移到社会保障等支出领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