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正是史玉柱的艰难岁月，巨人集团在汉卡、保健品等领域的利润被全数调来填补巨人大厦的资金窟窿，史玉柱开始学习香港地产企业卖楼花，不过也只卖出1个多亿，一年后，巨人集团终因资金链断裂破产。

　　脑 白金获利之后，史玉柱还掉了巨人所有债务。2007年，在征途公司赴美上市之前，史玉柱坚持将公司改名巨人，他不愿用ZT作为股票代码，而是选择了GA(GIANT简称，巨人英文单词的音译)。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也是史玉柱从商的第19个年头。《中国企业家》：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终于生成了自己的企业家阶层。你认为在企业家阶层的进化史中，自己处于一个怎样的节点？你觉得自己和前后出现的企业家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是？

　　史玉柱：任何人的故事都由所处的时代、历史做背景。我从一个出生在县城的学生，到有机会读名牌大学、去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到从开发软件开始做企业，到今天拥有一点成就和对办企业的认识，其中的沉沉浮浮、悲欢艰辛，都有深深的时代和历史烙印。无论如何，都应该感谢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这代人巨大的机会。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大转型，制造了无数的机会，才让年轻人有可能在历史潮流中实现自我价值。

　　我可能要算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二批创业的企业家吧，第一批大概是1984年之前所谓的“个体户”时代，而到了1989年那个时候，机关干部或是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已经十分普遍了，我既是机关干部又是知识分子，当然也就属于这个群体。

　　很多人给我贴过各种各样的标签，我想最贴切的应该是创业者。下海创业，可以说是因缘际会吧。最初的创业是在深圳做汉卡，那时的感觉特别好，从很低的起点一点点往上爬，是最快乐的时候。说到与其他企业家最大的不同：我的创业经历可能比很多企业家更富有戏剧性，成功和失败都轰轰烈烈。

　　《中国企业家》：在你经营企业的若干年中，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能够重新回到这个时刻，是否会做出和当时一样的选择？

　　史玉柱：最重要的应该是1989年开发M-6401汉卡。当时，电脑进入中国市场不久，也可以说是中国刚刚进入IT元年的阶段，好在国际大企业还没有意识到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使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有机会从开发汉卡起步，很快积累第一笔创业资本。如果重新回到当初，我想不出还有其他更好的机会，应该会做同样的选择。

　　《中国企业家》：在你经营企业的若干年中，你曾经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这个困难是企业家将不得不永远面临的难题，还是历史的原因，将来的企业家将从容跳过这道关隘？

　　史玉柱：最大的困难还是在巨人大厦资金链断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欠债2亿多。这个困难主要是我当时没有把握好做大与做强之前的平衡造成的。

　　从把企业做大到把企业做强，这中间的路最难。这可能是所有企业家，甚至整个中国经济必须解答的难题。没有人能从容跳过这道关隘，无论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还是今后任何一代企业家。

　　当然，企业的强只能是相对概念。华尔街今天破产和被政府收购的那些大投资银行曾经都非常大非常强，次贷危机爆发前，人们几乎不敢想象这样的企业也会“死掉”。在别人“死掉”的情况下，谁能“不死”就显得相对更强。

　　中国的企业基本还处在怎么做大的阶段，只有极少数企业在摸索和有能力把自己“做强”。我想，经历这次美国金融地震后，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做大”的同时，更多地思考和探索如何真正“做强”。

　　《中国企业家》：对你经营企业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一个人？一句话？一本书？

　　史玉柱：考入浙大数学系是为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但进去后才发现数学是那么的难。

　　1988年，在深圳大学进修时，我听到了四通总经理万润南的讲座，这个讲座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当时他谈论四通如何创办，题目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这个泥饭碗可以变成金饭碗。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办企业的理想。

　　《中国企业家》：现在，中国商业帝国已经显露雏形，你认为中国企业家阶层距离成熟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史玉柱：中国正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期，企业家阶层在如何协调企业与社会、事业与未来等关系方面，需要更长远的目光和更开阔的胸襟。当然，这绝对不是企业家阶层单方面努力所能实现的，需要整个社会共同进步，互相包容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