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蔓延全球的金融风暴，很多企业都感受到了冲击与压力。在我国，鞋产品是出口的一个大类，因此也最早感受到这股来自国外的“寒流”，部分企业陷入困境的 现状 促使更多企业转而寻求新路。
从各个产业基地的反应来看，国家的 政策 调控、政府的措施帮助、企业的积极自救，所有的努力都为着同一个目标———更快地度过难关，更好地持久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有足够的信心，加之不懈的努力，没有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深圳：行业洗牌进行时
目前深圳的 皮革 行业在国内已处于领先的地位，但由于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当前行业处于洗牌的状态，产业升级也势在必行。
七成企业从事外销
深圳的皮革行业发展基本与特区的发展同步。“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各地都有皮革厂，拥有大量的闲置设备、技术人才，外资特别是港资进入深圳以后，吸引了内地大量的技术人才和廉价劳动力，这为深圳皮革行业起步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深圳市皮革行业协会的有关人士说，当时主要是一些“三来一补”的企业，这样的发展态势一直持续了大概15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的皮革行业出现了一批民营本土企业，开始走自创品牌的路子，如百丽、COBO等品牌企业，创造了十几个国内知名名牌，同时深圳的皮革行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到2007年深圳拥有制鞋企业800多家，箱包手袋皮件生产企业约1500家，皮革与裘皮服装企业200多家，原辅料及配套企业200多家，商贸及流通企业18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约500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50万人；皮革行业总产值超过400亿元人民币，销售收入超过350亿元人民币。深圳企业出口为42.4亿美元，进口4.66亿美元。
目前深圳皮革行业仍然以外销为主，处于从OEM、ODM向OBM发展过渡时期，外销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其次是欧洲和亚洲，占总量的70%。在内销方面，中小企业为大企业贴牌，进行自营或批发；大企业以自有品牌在国内的商场、超市、专卖店、专柜销售，内销约占总量的30%。
行业正面临洗牌
近年来的经济形势变化极大影响了深圳皮革行业的发展。深圳市皮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匡玉琴介绍，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对外销为主的皮革行业影响巨大，企业利润大幅下降，甚至亏损；环境保护使得上游的制革行业受限，深圳原有的30多家制革企业已经全部搬出深圳；再加上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用工成本增加，都加大了企业的负担。
“美国金融海啸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目前行业在洗牌，一批落后的企业要死掉。”匡玉琴告诉记者，大企业越做越强，以接单生存的小企业则生存困难，些企业根本接不到单，从去年就陆续有中小企业倒闭，今年这个趋势日益显现出来，“一些企业说垮掉就垮掉了。”
能生存下来的企业日子也不好过。“做出口的，如果是港资公司在香港直接拿单还要好些，如是在深圳本土企业自己接单的利润要更少。制造环节的企业能有5%的利润就很不错了。”匡玉琴介绍，就算是深圳皮革行业的领头羊企业百丽，自己品牌的产品利润大概也就是在12%左右， 代理 的产品利润还达不到这个数。
据了解，在国内拥有4000多个销售网点的百丽已经连续发展十几年，但今年受金融海啸的影响，在10月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此外，作为传统型行业，深圳皮革企业的外迁也相对较多。“比如在深圳发家的台资企业哈森，因为拿不到地，四五年前就迁到昆山发展去了。”匡玉琴介绍，比较知名的企业当中，除了哈森外，宝凯鞋业迁到惠州，嘉豪运明年也要迁往惠州。
皮具业国内 市场 前景仍然广阔
“不过，做鞋做包其实在国内还应该是个朝阳行业，因为国内需求消费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随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箱包鞋以前是奢侈品，将来却是易耗的消费品，需求市场将会很大。”匡玉琴表示。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在国内，皮革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主要有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成都、重庆地区，而深圳的皮革企业则主要瞄准了高端市场。
“从高端市场介入中低端市场却相对容易。”匡玉琴介绍，目前深圳一些企业也利用多品牌策略，开始从高端市场介入中低端市场。
据介绍，深圳自主品牌企业已经形成了以制造、运输、零售等环节自成一体的“百丽模式”，“当然，不是很多企业都有那么雄厚的资金来克隆百丽的模式，但是深企在自创品牌后，也会在一部分城市自已开店，或是搞加盟店。”匡玉琴表示。
谈及深圳皮革产业的发展，深圳市皮革行业协会的一份报告提出，要鼓励企业发展自有品牌，以百丽为龙头，组建深圳皮革行业优势品牌团队，继续扩大在国内市场的影响力和占有率，引导企业走向OBM(品牌输出)的发展道路，同时发展时尚创意产业，培育高端设计人才，以时尚带动品牌发展；重点扶持华南城和集银两大专业市场，加强和商业领域的 合作 ，培育深圳本地的皮革专业展览会，完善行业产业链。
基地建设尚待土地申请批复
“同高科技等产业相比，我们这个行业很多时候是被人忽视的，基本上是靠自己做成现在这样子，行业的市场生存能力很强。”业内有关人士认为，深圳对皮革行业的态度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最早认为这个行业污染大，又属于加工行业，并没有把它当成优势传统行业，在皮革行业人士以及相关人士的努力下，才使得皮革行业在今年的5月份被列入传统优势产业中去，并同意皮革行业在深圳建设聚集产业基地。
深圳皮革行业协会的报告中也提出，新形势下，皮革行业产业升级势在必行，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发展总部经济，在深圳建立永久的产业聚集基地和总部大楼。
“目前，我们的用地报告已经打上去了，我们希望能够在横岗街道办申请到6万至8万平方米的土地用来建设聚集基地，但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批下来。”匡玉琴向记者介绍了聚集基地建设的进展情况，“说实话，在我们这个行业没有被列入优势传统产业之前，行业内是比较灰心的，被列入优势传统产业之后，大家都很热心于聚集基地的建设，可现在的问题是地都没有批下来，只有等地批下来了，再进行第二步。”
该行业的人士表示，政府的反应往往比较迟缓，比如针对今年的形势，深圳到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措施，“江浙的贸工部门都有一些较为明确的、针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如中小企业提高信息化水平的、建有科研中心的、扩大厂房的，政府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补贴，但深圳尚没有这般较为具体的针对中小企业的措施，皮革行业更是难以惠及。”
东莞：正奋力积极自救
由于中国制鞋业对欧美市场依存度高，从美国华尔街刮起的金融海啸向全球蔓延之时，被誉为“世界鞋都”的东莞已感觉几分“凉意”。11月初落幕的亚洲“第一鞋展”，往届人流如织的景象没有重现。东莞制鞋业内有识人士在感觉到阵阵寒意的同时，已认识到OEM生产方式带来的生存困境，正奋力积极自救。
本次参展鞋企减少近百家
10月30日-11月1日是第八届中国东莞国际鞋展·鞋机展举办的日子，该展览有亚洲“第一鞋展”的美誉。但该展览却没有出现往届“人潮汹涌”的场面。记者了解到，本次展览会吸引了500多家参展商参展，但相比第七届国际鞋展，本次参展的鞋企减少了近百家。
不但本土展商在锐减，采购客人也在减少。从第一届就参展的贝家鞋业董事长王伟说：“本届展会参观或采购人员明显比往届少，用减少一半来形容也毫不夸张。”他说，这是东莞这一“世界鞋都”首次遇到的情况，不会比2003年“非典”时好到哪里去。
本次展会主办方之一，雅式展览公司董事长朱裕伦颇有些感慨：“本次东莞本土展商不多，与他们OEM的生产方式有很大关系，这也是目前东莞鞋业处于困境的原因之一。没有自主设计能力的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感受的压力则更大。”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的秘书长王颖坦言，中国制鞋业进入了20多年高速发展后的“严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鞋业加工贸易以OEM为主，处于产业低端，从中获取的利益有限；大部分的加工贸易企业缺乏研发能力、品牌与国际渠道，抗风险能力不强。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有一些企业已经关门、倒闭。“中国的鞋业最终的方向，是要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要发展我们的自主品牌。”隆国强说。
重压下期望提高出口退税率
从11月1日起，国家调整了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但调整后的水平并未达到2007年7月1日前的水平，而且目前受冲击比较严重的制鞋业还没有纳入调整目录，对制鞋业来说算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很多东莞的中小出口企业认为，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调整后的税率不足以缓解企业的出口困境，专家呼吁出口退税率应进一步提高。
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表示，对制鞋业未被纳入调整目录感到不解，因为制鞋业在加工贸易行业中，受到的影响同样严重，理应受到调整政策的援助，防止出现因出口大幅下滑而影响制鞋业发展的被动局面。
而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表示，近两次出口退税率上调都没有将鞋帽制品列入，出口退税率仍为11%，今年以来东莞出口鞋企经营情况面临较大压力，假如鞋产品订单大规模转移到周边国家，对中国制鞋业冲击将非常大，制鞋业正在呼吁国家考虑上调出口退税率。
在月初东莞厚街举行的2008世界鞋业发展论坛上，中国皮革协会常务副理事长苏超英也表示出同样的担心，“鞋类出口退税率11%的退税比重，在目前的形势下仍不能解渴”。
据了解，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目前正在与浙江温州、广东、福建、四川等主要产地的鞋商协会联合向政府反映鞋业面临的困难，建议国家继续上调鞋类出口退税率。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沈丹阳在接受采访时同样表示，在调研过程中，广东一些中小企业呼声最高的，就是希望国家能够提高出口退税率，最好能把这个税率调足。
沈丹阳同时预测，国家有关部门经过广交会的充分调研后，一定会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比如机电类、鞋类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将会调高，而一些已调整过的商品仍有上调的必要。因为过去一年里，出口退税率下调的频率过快，又增收了一些海关关税，目的是调整出口结构，但这样的结果可能造成新环境下企业的生存困境，所以上调退税率是必要的。
成都：全力承接转移
“一千多家鞋业生产企业，年产值上千亿元”。尽管同样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但成都的鞋业形势明显好于国内沿海地区的同行。现在成都业内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承接转移，那些在这次危机中很受伤的企业已经开始有所行动，20年的鞋业发展史打下的坚实产业基础，也让成都承接鞋业产业转移时底气十足。
东鞋西移已成趋势
当前，中国鞋业格局正发生历史性的转变。随着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为传统产业的制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即“东鞋西移”的趋势已十分明显；而与此同时，国际品牌鞋业积极拓展中国市场，品质国际化、生产本地化、渠道中国化是国外鞋业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必然道路，“西鞋东移”趋势逐渐显现。随着广东等地方政府对鞋企采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作为拥有西部最完善的鞋业配套体系，有充沛劳动力资源的成都，成为东部沿海鞋业的新聚集地首选。2007年初，成都本地承接广东的订单迅速增加。根据鞋业发展规律，订单转移之后，工厂的转移即将出现。
同时，国际品牌鞋业积极拓展中国市场，“品质国际化，生产本地化”是必由之路。成都，具有多年外销生产传统，作为西部特大商业中心城市，完全具备承接“西鞋东移”的良好基础和市场环境。事实上，很多企业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世界鞋业采购商巨头美国派诺蒙公司，已由订单转移进入了研发和生产基地转移。台湾、福建、温州等制鞋企业在成都武侯建立了研发、生产、贸易、物流基地。康奈、红蜻蜓、百丽、意尔康等企业纷纷在武侯、金堂、崇州等地设立了订单生产基地。
当地已完成产业升级
成都鞋业产业绝大部分集中在武侯区，其发展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经过多年发展，成都市已成为中国鞋业版图上重要的一极，成为中国鞋业的“三州一都”的“都”。
1997年至2002年，是成都鞋业“搬迁放量”阶段。成都鞋业从传统集中地的浆洗街一带开始向外搬迁，金花、簇桥和双楠成为新的鞋业聚集区，鞋厂从小作坊向作坊式工厂转变。2002年至2006年，“集约发展”阶段。随着鞋都产业园的形成以及周边配套市场相继落成，武侯鞋业的集群能力迅速提高，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2006年至今，是成都鞋业“升级换代”阶段。由武侯区人民政府和成都置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四川西部鞋都有限责任公司，从2004年开始对“中国女鞋之都”这一品牌进行实质化运作。凭借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发展势头，2006年1月，成都市武侯区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皮革协会正式联合授予“中国女鞋之都”称号。此后，成都鞋业产业又突飞猛进，不少大中型企业开始脱颖而出，成都鞋业开始在新的起点迈上新的征程。正是在这一时期，受劳动力价格上涨、土地能源资源紧缺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向，鞋业“东鞋西移”局面开始加剧，众多鞋企开始向中西部转移，新的历史机遇来了。
新格局调出新空间
东部鞋业的转移，不单单是生产车间的转移，同时还需要完善的上下游配套，转移的还有更高层次的产品贸易、研发。除了地理、资源、人力等优势，成都靠什么吸引东部企业？
2006年，成都市政府提出“一都两园”建设模式，即武侯建都，崇州、金堂建园，充分满足了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的需求。目前，武侯区正积极打造“五中心一基地”，即贸易中心、品牌展示中心、研发设计中心、人才培训中心、信息及中介服务中心和一个知名品牌企业生产基地，形成产业配套齐备、功能齐全、与国际接轨的产业平台，培育鞋业产业“脑中心”，带动整个鞋业产业的发展。
由四川西部鞋都公司和四川西部鞋都产业运营公司共同运营的中国女鞋之都·品牌企业基地是“五中心”的核心示范区，它的建设和发展解决了产业链上下游除生产外的几乎所有功能配套问题，为承接国内鞋业“东鞋西移”和未来国际鞋业的“西鞋（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国际知名品牌）东移”、为支持成都鞋业集群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和可持续发展的依托。品牌企业基地对于成都鞋业来说不仅是地理位置，更是功能上的“脑中心”，将大大加强产业的带动和升级。
千亿元产值百万人就业
纵观成都鞋业近20年的发展，可以看出，成都鞋业产业基础逐渐夯实，产业规模日益扩大，企业实力逐渐壮大，随着具有前瞻性规划的“一都两园”产业格局的形成，更是为承接产业转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对于成都，“西鞋东移”和“东鞋西移”是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紧紧抓住这次产业转移的良机，将大大地促进本地制鞋工业发展、增加地方税收、解决地方就业。业内人士预测，未来5~10年，西部地区有望形成以武侯区为核心的世界制鞋业制造中心和贸易中心，四川有望创造一千亿元人民币鞋业产值，解决就业人口一百万人。
温州：继续寻找前进途径
2008年，温州许许多多鞋企老板陷入了痛苦的思考。物价上涨、成本增长、银根紧缩、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新劳动法实施……低沉而急骤的鼓点不断地撞击着他们的心扉；坚持还是转产？一系列问题一直盘旋在他们的脑海，有的温州鞋企选择了迁徙，有的则选择了继续奔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能跑步突围，则意味着可能死在冲锋的沙滩上”。
战略转移是突破一法
这几年，温州制鞋企业数量大面积萎缩，已从2003年的5000多家缩减到今天的2600家。截至8月底，近150家温州鞋企已经被迫关闭，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在“2008年第二季度鞋革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分析 报告”中分析认为：“随着各种压力的上升，转产、倒闭的企业将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在这么一个异常“寒风凛冽的冬天”，也许选择转移是适应和规避“恶劣气候”的最佳方法。
“如今，温州30万中小企业都在谋求迁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他认为：“2008年温州制鞋业生产成本比去年增加了20%，迁移已成为温州鞋企化解成本压力的灵丹妙药。”周德文举出了奥康迁徙的成功案例。
早在2003年5月，温州鞋企奥康在迁移的途中落到了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璧山县，投资10亿元，以较低的土地成本构建了新的巢穴———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
许多配套厂家和销售 商家 随后跟进，温州长城鞋材、杭州兴华皮革机械、重庆裕华鞋业等12家鞋类企业陆续入驻工业园。与温州相比，在重庆璧山每生产一双鞋，企业可节省20%的成本，这样的诱惑吸引了许多温州鞋企，一期的工业用地被一抢而空。
在温州，选择转移的不仅仅是奥康，据温州统计局的不完全统计显示，近一年来温州外迁企业多达1000余家，整体迁移的将占1/4之多。
立地突围寻求新生
为什么温州鞋企愿意奔向陌生的配套设施并不完善的地方呢？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他乡的招商引资政策优惠，中国皮革协会理事长张淑华说，制鞋业就是“候鸟经济”，总是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对于鞋业这样的温州传统制造业，把握了成本就把握了温州鞋企的命脉。有过每亩工业用地300多万元“待遇”的温州鞋企，如何能抵挡住内地每亩3-4万元、普通工人每月几百元工资这样的成本优势带来的诱惑？
其实，产业转移本身充满着危险和不确定因素，而且所耗时间、精力、财力都非常巨大。对很多温州企业来说，转移是不得已而为之，其目的就是要寻找一种度过难关的方式。因为现在的环境表明，停止不前，温州鞋企只能坐以待毙。
如同很多人选择转移一样，也有许多温州鞋企选择继续“留守”，他们依然立足在“中国鞋都”温州，借助温州配套完善的产业链、纵横交错的营销网络、博大精深的鞋文化、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励精图治，沿着两条道路奔跑。
一是“政企联动、攻坚克难”。9月10日，温州市委组织部为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送来了一名党建指导员周伟。原为港务局财务稽查处副处长的周伟，作为一名正式员工来到吉尔达后，便开始联系政府、协调吉尔达突围工作。周伟深入吉尔达进行“帮扶活动”仅仅是温州市政府“政企联动、攻坚克难”的开始，也是推着鞋企踏着低沉的鼓点奔跑的重要举措，按照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的话来说：“面对经济困局，克难攻坚并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更是党委政府的事。”
二是锐意创新、开辟“蓝海”。渠道相同化、产品同质化是温州鞋企陷入“困境”的内因，也是业界“低沉的鼓点”音源之处，避开激烈的市场“红海”，开拓出属于自己的“蓝海”是温州鞋企奔跑的方向，所以技术创新，不仅能构筑产业核心竞争力，也会为温州鞋企创造出奔跑的助力器。在2008年杜塞尔多夫GDS、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鞋业订货会上，在103届广交会上，温州鞋吸引了世界商家的眼球，原因之一就是吉尔达开辟的“蓝海战略”，开发了具有22项专利的纳米功能空调鞋。现在，普通皮鞋出口只卖十几美元，而纳米功能空调鞋可以卖到30多美元，贴个国外品牌，可以卖到150多美元。
成功需要力量，科技创新恰恰赋予了温州鞋企成功的驱动力。在这种力量驱动下，温州鞋会奔跑得更快更远。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人们会发现温州鞋企的选择是那么的及时和明智———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下，要想不被市场淘汰，只有不断地努力和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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