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牌向来是艺术作品打趣的对象

　　以前爱拿名牌包打趣的都是时尚圈外人，以艺术家居多(不过，后来他们好多也圈内了)。比方说1999年纽约个叫汤姆的家伙，把麦当劳超值套餐上印上名牌商标，还做了一只好象香奈儿(化妆品,手袋)2.55包的黑色断头台，一只PRADA(化妆品,手袋)盒子制成的小型集中营。后来也没引起什么反对声浪，作品还被一名媛买走了，捐给了慈善机构。接着2003年旧金山的莉比在画廊里搞了个假LV专卖店，里面装满了纸糊的LV包，后来她跟画廊老板被叫到LV办公室里被恐吓了一顿，莉比不畏强权继续展览，LV也没再有任何行动。今年LV倒很有幽默精神，自我调戏了一把，在纽约街头把与村上隆合作的限量包挂在小摊上，假装是假货。

　　随后金融风暴来袭，名牌包的趣是打不起来了，甚至还有点尴尬。上星期伦敦的一个奢侈品论坛上，一位前任摩根士丹利分析师，现任英国品牌FCUK的高层宣布：“在这倡导节俭与低调行事的时刻，奢侈品标志成为愚蠢的象征。名牌包花费10年吹起的泡沫已经破裂，一只名牌包使人尴尬——这意味着你没有任何独立的时尚观。”

　　这真是惊悚的宣言，连拎包打扮都没有独立观点，何谈掌控自己的人生。但这番话只是从审美角度出发，并未深入到那被浮华所遮蔽起来的真实。我曾经认识了一位美国《新闻周刊》的时尚记者唐娜·托马斯，因为工作的关系，她参观过好多名牌包工厂，爱马仕(化妆品,手袋)、GUCCI(化妆品,手袋)、PRADA、LV，还有大包大揽、真假莫辨的东莞代工工厂。她并非对所有名牌包都有微词，爱马仕就例外，所有工匠上岗前必须在法国东部的VOSGES学校当两年学徒，全手工制作，用很少的胶水，一只普通大小的柏金包或凯莉包要花费15-16个小时，每一个都透着安详与散漫。看得出，唐娜是个“尚古主义分子”，只有繁复的、耗费时间与精力的手艺才会让她激动。LV却正相反，博物馆里陈列的是象征历史荣耀的皮箱，流水线上却是批量生产的普通花押字包，生产一只大约2-3小时。这位记者断言，名牌包的利润介于制作成本的10-12倍之间，LV的利润高达13倍。

　　名牌包的意义在何处?

　　名牌包在推进女性解放上，早就被赋予了过多的意义。爱好者们都津津乐道2.55包上的那跟金属链，那是香奈儿女士灵机一动，就把女性的双手给解放了。爱马仕的柏金包也与方便职业妇女有关，英国女演员珍·柏金想要掏出一只爱马仕笔记本，然后，唉呦!所有的东西都撒出来了，如果有个特别能装的合适包包多好呀。当时她旁边就坐着爱马仕家族的继承人，于是，柏金包就诞生啦。

　　当拿不拿包跟女性解放已经毫无关系时，名牌包成为奢侈品中最具有营销潜力的配饰，不需要试穿，没有大小号之分，连年龄的界限都可以打破，它甚至比另一个奢侈烟雾弹——香水，更好，因为它能被看见。凝结其上的社会意义还在，手工传统技艺也被好生陈列，每季频繁推出的批量生产版却与上述没啥关系，它们浓缩成一个一个分量十足价钱不斐的LOGO。

　　11月初，香港特首曾荫权先生刚刚在电视上呼吁，金融风暴当前，请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十几名大陆妇女就拿着现金和信用卡前往香港救市啦。她们直奔开幕没多久的“圆方”购物中心，那里有全香港最大的GUCCI旗舰店。呼啦涌入，店员立刻以三人服侍一名的阵仗排开，端上绿色的小果茶，便开始了气氛浓烈的抢购。起先仿佛那是些祭坛上的圣品，还要戴着手套放在天鹅绒方毯上把玩，后来观摩的次数与人数过多，便赤膊上阵随便地拎上拎下。其间的热闹，哪还看得出有什么金融风暴的影子。所有大包小包，统统被珍重地用绒布袋子封好，再塞进印有“GUCCI”烫金大字的手提纸袋中。一位妇女惊喜地暗暗呻吟：“只要5000多块一只!”一连拿下5只，于是她获得了一个半人多高、一人多宽，连最大号的行李箱也望尘莫及的纸袋。

　　当背起这个纸袋走出店铺时，此次购物的精髓方才显现：不在于买了哪款，买了多少，而在于那个熠熠闪光的LOGO，虽然它被印在一只纸袋上，可那字体伸展的姿态，那折射的不可思议的光彩，正是采撷了时尚殿堂最闪耀的宝石的明证，晋升至最了不起最高级的生活的象征，它横空出世，仿佛都能听到身后无声的喝彩与欢呼。尴尬?怎么会呢，那是一种技压群雄、无与伦比的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