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邓小平在1979年启动经济改革、创立深圳经济特区以来，深圳从一个与香港毗邻的3万人口的小镇，逐渐发展为如今的大都市，拥有1000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中国第一。
深圳、广州、东莞、佛山以及其他区域城市构成了珠江三角洲的核心。人口总数达到5600万人的珠江三角洲对世界经济至为关键，因为从自行车、牛仔裤、性玩具到iPad，各种产品都在这里生产。
仅东莞一个城市制造的玩具，就占到圣诞节期间全球玩具总出货量的30%。东莞市委副书记姚康表示，全球各地消费者穿的运动衫和跑鞋，也分别有20%和10%是在东莞生产的。正如东莞当地人所说：“东莞来一场堵车,全世界都会断货。”
广东省不久前的一项估算，突显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非凡成就：2013年广东省经济同比增长了8.5%，GDP达到6.33万亿元人民币(合1.0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介于韩国和印尼的GDP数字之间。
珠江三角洲之所以能够如此长期地生产廉价商品，是因为数百万农民工一直愿意去工厂里工作，制造他们几乎买不起的产品。在深圳，当地政府已宣布从2月1日 起将最低工资提高13%，至1808元人民币。尽管深圳的最低工资水平是全中国最高的，但一名工人仍需要拿出两个月的薪水，才能买得起一台 iPadAir。
但这种体系眼下正面临压力，从伦敦的购物者、到广东的中国年轻人，各式人群都受到了影响：招工越来越难、薪资迅速上升、原材料和土地价格一天天上涨、人民币不断升值，珠三角地区对制造业的吸引力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不断缩小。
珠三角地区显然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挑战——广东的工资水平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种局面不太可能发生改变，因为中国在其“十二五” (2011-2015年)规划中提出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的目标，这是中国政府努力刺激消费并降低经济对投资依赖的举措之一。
香港联业制衣(TAL)行政总裁李国权(RogerLee)表示，工人工资在过去5年里增长了一倍。联业制衣在亚洲建有11个工厂，为数十家全球品牌生产服装。2008年，该公司在东莞的服装厂的生产成本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工厂的一半，如今这种差距已经消失了。
晶苑集团(CrystalGroup)表示,内生成本(包括薪资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在过去5年里增长了10%-12%。结果是,该公司被迫将保罗衫和内衣等商品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晶苑集团是亚洲最大的制衣公司之一,在东莞有1.1万名工人。
晶苑集团行政总裁罗正亮(DennisWong)表示：“我们的策略是……在越南或柬埔寨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进行生产。这就是目前我们仍然能生存的原因。”
在晶苑集团等公司纷纷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之际,其他一些公司则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国内地。箱包制造商新秀丽(Samsonite)将65%的生产外包给中国公司,而近年来它的许多供应商已经搬到了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周边省份。
新秀丽首席执行官蒂姆·帕克(TimParker)表示:“过去我们有大约80%或90%的合作伙伴是在华南地区,现在我们主要……从华东地区采购。”
尽管劳动力成本节节上涨,但对外国公司及其中国本地制造商来说,要想下决心离开珠三角地区并不容易。要在不引起其它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创建与珠三角相当的生态系统——从供应商簇群、到直通深圳和香港港口的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非常困难。
毕马威(KMPG)消费者市场亚洲区总裁尼克?德布哈姆(NickDebham)表示,对纺织业(打个比方)等行业的制造商而言,将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转移到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等国相对容易一些,尽管那些国家的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升。但玩具制造业等行业就不那么容易转移了,因为这些行业的生存依赖集中化的供应商簇群。玩具业大多位于华南地区。
德布哈姆表示:“我们需要零零散散地安装非常多的附属设备,很难把整套设备固定、打包并运出中国。”
即便对只是考虑迁往中国内陆、而非海外的企业来说,决定搬迁也不容易。联业制衣的李国权表示,自己的公司在5年前做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迁往内地能将劳动力成本降低15%,但内地的基础设施水平可能不如广东。
对不容易迁移的制造商来说,一个解决办法是提高自动化水平。新秀丽的帕克表示,他的许多中国供应商就是这么干的。他说,自动化还有很大的空间,许多中国工厂中使用的设备比新秀丽自己在比利时的工厂(打个比方)要简陋得多。
帕克表示:“在中国……你会发现完全不同的设备,这是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导致的。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一切都在改变,因此在我们的供应商中,一些更有进取心的工厂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已开始投资购买一些更……精密的缝纫设备。”
东莞等地方政府正努力通过提供补贴,来加快企业的自动化进程。东莞市委副书记姚康将大朗针织镇作为一个成功的典型。他说,大朗镇的工厂利用政府资金购买了4万台电脑针织机,可减少20万名工人。
尽管制造商为解决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的问题绞尽脑汁,但预计这种趋势仍将继续恶化,原因有很多。工资日益增长的部分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标 准,广东省在其2011-2015年的经济计划中就提出了最低工资标准增长40%的目标。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一个供应日益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工厂被迫 要支付更高工资来吸引工人。
造成工人短缺现象的原因有许多,但主要原因是人口结构因素。由于多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2012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59岁)多年来首次出现下降,至9.37亿人,比前一年减少了345万人。
农民工如今在家乡省份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这加剧了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供应紧张的局势。这些新的机会是中央政府出台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旨在推动内地 发展,以缩减内地与沿海富裕地区的收入差距。“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内地省份创造了就业机会,对那些过去把孩子留在家中、去广东的工厂里打工的妇女们来说, 这种机会尤其具有吸引力。
制造商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人们对工作变得越来越挑剔,因为随着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开始变得对工人有利,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与前几代农民工相比,年轻的工人们也更不愿意从事辛苦的工厂工作。
智能手机、微博以及风靡中国的社交媒体服务微信(海外版是WeChat)的爆炸式发展,让工人们更容易知道哪些工厂可以提供更好的待遇,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底气。
工厂表示,招聘女工越来越困难。计划生育政策再加上许多地方偏爱男孩,导致中国人性别失衡,女工数量下降。不过年轻女性也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找服务行业的工作,而不是更辛苦的生产线工作。
人口结构和经济趋势引发了珠三角地区薪资上涨,也在迫使跨国企业提高产品价格,对供应商施加更大压力,要求它们削减成本、或直接接受更低的利润。
但鹤山KTC等制造商表示,比薪资上涨更严重的问题是,很难招聘到足够多拥有合适技能的工人来维持持续生产。薪资上涨不过让工厂增加了一些成本。
KTC在老挝开了一家工厂,但与晶苑集团的情况一样,那里的工人们生产的服装比鹤山工厂里生产的更简单,因为老挝工人的技术不如中国工人。
香港内衣制造商黛丽斯公司(TopForm)面临一个类似的问题。黛丽斯公司执行董事黄启聪(KevinWong)表示,该公司在2011年关闭了深圳工厂,并在柬埔寨开了一家工厂。
黄启聪表示,尽管东南亚国家的薪资水平是深圳的四分之一,但这并不是黛丽斯搬到那里的主要原因。
黄启聪说道:“劳动力成本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要是招不到工人,管理费用就会要了你的命。”他解释称,在深圳,已经不可能找到足够的工人了。
无论是哪种行业,珠三角地区面临的挑战正迫使所有制造商寻找削减成本的办法,最极端的做法是撤离中国。但德布哈姆表示,跨国企业即将放弃中国的说法言过其实了,许多公司虽然再三威胁要撤离中国,但它们并没有真的付诸行动。
德布哈姆说:“人们认为,中国的成本和劳动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低附加值的生产撤离中国,但如今这些工厂仍留在这里。”
鉴于其庞大的制造业规模,珠三角地区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依然会是“世界工厂”。但该地区的制造商以及购买其产品的消费者,未来将面临价格上涨的前景。
利丰(Li&Fung)董事长冯国纶(WilliamFung)表示,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不断上升意味着,为中国以及全世界服务了30年的模式 已经永久性地改变了。利丰是一家全球大型采购公司,为从沃尔玛(Walmart)到塔吉特(Target)的各大企业采购产品。
冯国纶表示:“中国为全球生活水准提供补贴的时代已基本结束——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为全世界提供了物廉价美的商品。未来人们将要支付在其他人看来或许更公允的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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