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签字仪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 中国代表团团长石广生在议定书上签字。当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新华社特供本报图片

　　当金融海啸吹倒了美国人的房子，中国人也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钱包，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地球两端的人们感受到了一个同样寒冷的冬天。

　　在贸易构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个管理着300人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小企业主的命运，和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休戚相关。

　　不管谁愿意不愿意，中国早已和世界连为一体。

　　不可分割的世界

　　2008年11月3日，东莞下起小雨，小企业主张建军度过了难熬的一天。

　　在他位于佛山的拥有8条流水线的工厂里，300余员工正焦急地等着他带回10月份的工资，而张建军却只能无功而返——欠他16.9万原料费的这家名叫韦旭的台资鞋厂，一夜之间倒闭了，那个帅气的台湾老板无声无息地卷款潜逃，留下一堆还没有运走的鞋和2000多名同样等着发工资的员工。

　　张建军的企业，只是为这家制鞋厂提供一瓶瓶粘合皮子的胶水。

　　以往这个时候，在韦旭位于东莞市长安镇泰达路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忙忙碌碌地将皮革、塑料、布等原材料，加工成一只只做工精细的皮鞋。之后，一辆辆蓝色的卡车，花费一个小时将这些鞋子运到位于深圳的盐田码头。装船，穿越太平洋，到达美国的港口。早已等在这里的美国销售商将一箱箱价低质优的中国鞋，运往各个城市的销售点。最终，这些鞋子被美国主人穿在脚上，走过美国的大街小巷。

　　一沓沓的钞票也顺利地装进所有人的口袋。

　　这惯常的、完美的链条，在2008年9月，被一个起初并未引起张建军关注的新闻打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雷曼兄弟申请破产。

　　杵在韦旭鞋厂荒凉的厂门前，他才搞清楚，一家和他八杆子打不着的美国银行的倒闭，是如何影响了他的饭碗。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牵扯到美国的实体经济，失业的美国人民缩减消费，一些大型连锁超市倒闭，美国客户取消了中国鞋厂的订单。

　　如此，在一个由贸易打造的世界体系里，这些每日在工厂里忙碌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小企业主的命运，和端坐在美国华尔街豪华办公室里的金融大鳄们，休戚相关。

　　关上了的一扇门

　　如果在30多年前，张建军甚至会为这场经济危机拍手叫好。

　　他所接受的教育告诉他，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顽疾，美帝国主义国家有了经济危机，是他们剥削人民罪有应得。

　　1949年以后的中国，一度被鲜亮的红色涂抹。

　　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一切联系的通道均被关闭，正常的贸易往来自然也被终止。0.005%，这个约等于零的数字，是1955年资本主义市场占中国贸易的比重。

　　“根据斯大林的安排，我们要在苏修国家范围内建立一个自己的市场，不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佟志广说。

　　在这个人为划定范围的圈子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分工明确：中国提供农副产品，然后从东德买进阿尔法胶卷、从古巴买糖、越南买肥皂，到阿尔巴尼亚和朝鲜购进香烟。

　　然而，有些问题无法解决——除东德和苏联外，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水平都比较低，一些中国实现工业化急需的机械设备，无法得到满足，特别在中苏交恶以后。

　　因此，几个和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特殊通道仍被保留。

　　香港和广州发挥了重要作用。

　　“禁运的时候，我们好多急需的东西，主要是一些医疗设备、药品，都通过总部在香港的华润进口，华润又通过欧洲的中立国，比如瑞士买了不少东西，那时候很多瑞士公司发财了。”曾任华润集团老总的佟志广回忆。

　　另一个重要的通道是开始于1957年的广交会。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用离奇和可怕形容他在”文革“期间参加广交会的经历。

　　参加交易会的欧美客商下榻在一幢斯大林式中国建筑物——东方宾馆的狭小客房里，由第一联络处负责接待，日商被安置在广州宾馆，由第二联络处负责，港商住在流花宾馆和其他宾馆，由第三联络处负责。交易大厦设在东方宾馆对面，主要入口处都挂有毛主席像，在“文化大革命”各种宣传品的包围下，外国商人与中国的贸易官员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最后，某位先生便会扔给你一张纸，通知你他要按计划买入或卖出的商品和数量，这就是你的订单，无论几周前你开价或讨价多少，一律成交。”

　　来的人极少。

　　开放之初

　　不过，事情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些变化。

　　1964年，在戴高乐的推动下，中法建交。1972年，一个乒乓球，打开了中美关闭了20多年的交往之门，随后，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没有哪一种人为安排，可以强大到最终战胜客观规律。

　　很多嗅觉灵敏的“资本主义商人”，意识到了这一系列政治变局背后的商机。

　　1973年，在华盛顿的佟志广，正忙着接待一拨又一拨的美国商人，年初，他被派到刚刚设立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负责商务工作。

　　“通用、摩托罗拉、美孚，很多美国大公司都来找，为此，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美中贸易委员会，安排他们和我们谈，我们天天坐着这些公司的私人飞机去考察，写成报告给国内参考。”

　　受少得可怜的外汇储备制约，中国必须在这些企业中精挑细选，“我们很快买了通用的电动机车，40部！”

　　1978年，在外国人聚集的北京饭店、友谊商店，人们再次见到红色商标、味道酷似中药的美国饮料，可口可乐。离开30年后，这个以“哪里有美国人，哪里就有可口可乐”为目标的美国著名企业，重返中国。

　　开放，先于改革，在70年代，撕破了红色中国的一角。

  　此时，为进口提供外汇的出口，延续了以往的惯性而没有多大变动。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由外经贸部管理的粮油、机械、医药等十余家贸易公司，依旧垄断着“进出口权”，他们按照计委每年制定的指标，按部就班地完成出口任务。

　　外汇并不多，1978年，可供贸易公司腾挪使用的美元，只有16亿。

　　三来一补

　　在1978年，捉襟见肘的外汇储备，让铆足劲儿大干一场的中国人颇感头疼。

　　这一年，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在忙于出访。邓小平先后4次去了8个国家。

　　这些考察，让中国对发展道路的探索，有了更多的借鉴和更广阔的视野。

　　“世界上的先进成果，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说。

　　很快，7月，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第一个香港商人张子弥当月30日就到了东莞虎门镇。

　　百余年前，正在此地，林则徐点燃了118万公斤鸦片，显示了中国人反对英国鸦片贸易的决心。1978年9月15日，中国第一家对外来料加工厂——东莞太平手袋厂在此悄悄开业。

　　张子弥的尝试，为很多正在为高地价、高薪水发愁的香港老板找到了出路。

　　80年代初的香港，正在品尝经济高速发展后的烦恼。

　　“租一英尺的厂房要10多个港币，一般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要1000港币。”

　　1985年，鼓起勇气来到深圳龙岗的叶平东，被当地劳动力的低廉吓了一跳。“一个人一个月最多300块，不要忘了，是13个小时哦，一栋厂房、一栋宿舍加一块很大的空地，租金只要4000块，在香港只能租到10平方米的厂房。”

　　在1978年的关键时刻，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世界范围内第三次产业转移的浪潮，不期而遇。

　　叶平东立刻和村委会签订了合同。

　　双方以这样的方式合作：叶平东在香港的公司提供材料和机器设备，雇佣大陆的工人，租用村委会的厂房，生产的塑料开关，由叶平东销售到西班牙。

　　这种“两头在外”的贸易形式，被称为“来料加工”，和“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一起，统称为“三来一补”企业。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年代，它们成为中国经济启动的引擎。

　　统计数字显示，1986年，广东省近4成的出口额由“来料加工”贡献。中国出口的产品，也从农副产品为主转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实现了出口产品结构的第一次转变。

　　引进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东莞，也依靠这种贸易形式，在过去的30年间迅速发展成“世界工厂”。农民工的汇款，更让这种财富效应扩大到内地，2007年，通过东莞市邮政局汇到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汇款，就有100多个亿。

　　体制变革

　　那时，赵书彧忙得很。

　　由他担任总经理的位于东莞市运河东路的机械进出口公司，那几年生意火爆。虽然名叫机械进出口公司，赵书彧进口和出口的机械却很少。

　　主要是帮没有进出口权的“三来一补”企业代理进出口，大部分是轻工产品，电扇、手电筒、电视机、箱包。

　　在建国后构建的“统治贸易”体系里，进出口权是一种由中央12家贸易公司垄断的专属权利，其纵向分布在各省、市的分支机构，主要负责出口产品的收购和进口产品的接收，赵书彧的公司，只是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在东莞的一家分支机构。

　　当中国的贸易额在80年代中后期已呈井喷式增长的时候，这种由一家垄断的贸易管理体制，造成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隔层”。在对外开放的刺激和要求下，对内的改革以“不得不”的被动姿势起步。

　　放权成为改革的主线。指令性的进出口计划被汇率、税收和信贷等经济手段调控取代。从1988年起，北京的专业外贸公司，开始与地方分公司脱钩，自负盈亏。垄断的外贸权也逐步放开，近3000家民营的生产企业、科技开发机构、商业公司获得进出口权。在中国越做越大的外贸盘子里，他们共同分享一块蛋糕。

　　在东莞，每个乡镇都成立了贸易公司，赵书彧感到了竞争的压力。

　　“以前即使亏损，总公司也会补给我，现在不仅断了奶，后面还有人在追赶你。”生意不好做了，赵书彧开始动脑筋。

　　他建了自己的来料加工厂，搞了几个大的工业园，并在2000年对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当东莞大大小小的外贸企业增加到100余家的时候，赵书彧的公司不仅没有死掉，还实现了每年8000万的创汇，相当于改革开放前整个东莞的外汇总收入。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其准许找出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个论断，在30年后的中国，寻找到鲜活的注解。

　　WTO的共赢

　　当开放和改革在同一节奏里共舞，中国经济的引擎便有了更加强大的动力。

　　从1990年开始，中国扭转了长期以来的贸易逆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6%上升到2007年的37.5%。

　　越来越大的生产能力，需要更大的市场。

　　早在1986年，这个问题就已经成为现实。

　　拥有144个成员国的关税总协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在联合国领导下对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行为进行规范和管理的GATT(后改为WTO)，因囊括了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的经济力量而被称为“经济联合国”。

　　1986年，外经贸部副部长沈觉人，将中国加入GATT的申请书，送到了其位于日内瓦的秘书处。

　　自此，中国人开始了最艰难的谈判，整整15年，历经4届代表团团长。

　　4×100米接力的最后一棒，是龙永图。在2001年9月启程去日内瓦参加第18次会议前，他颇动感情地对记者说：“如今，长征似的旅行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

　　两个月后，卡塔尔首都多哈成为中国人的幸运地，穿着白袍，带着头箍的卡塔尔部长槌子一敲，中国成为WTO第144个成员国。

　　加入WTO的利弊，成为那个冬天最热的话题。

　　尽管对报纸铺天盖地的讨论不甚了了，北京市民刘士明还是很快就体会到WTO带给他的现实好处。2003年，他以39.8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他早就看中的进口车——丰田佳美，比之前便宜了整整7万元。

　　降低关税的承诺，也让中国的本土企业立刻感受到生存的压力。2003年，先后60余次的降价几乎涉及了所有国产车品牌。与此同时，以更低关税进入他国市场的公平待遇，也让中国的外贸企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给世贸组织带来了巨大的新市场，而世贸组织也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竞技场。”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在中国加入WTO第五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表达他的看法。

　　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世界大舞台

　　“这是加入WTO后，我们遇到的最可怕的挑战。”东莞民营企业家易进说，他的公司，同样是这个城市里众多为外国人生产鞋子的工厂之一。在外资企业的带动下，一批批本土的民营企业，已经生根发芽。

　　不过，这个精明而有远见的34岁年轻人，早在半年前就已开始调整公司的经营策略。

　　为了在今后各种更加难以预料的挑战中不被淘汰，易进还花费4.8万元，报考了清华大学的MBA研修班。只有高中学历，靠着勤奋和聪慧创业成功之后，易进确信，知识能带给他更大的空间和可能。

　　“未来难以预测，世界难以想象。”75岁的佟志广感叹。

　　20多年前，作为中粮集团老总的他，只能按计划进口新西兰的ANCHOR牌黄油和希腊的橄榄油，并把它们送到大使馆和只能凭护照进入的友谊商店。如今，法国人开的家乐福超市，遍布中国的大中城市。在专门出售进口食品的柜台里，人们可以随意选择日本的纳豆、意大利的面条和美国的辣酱。

　　有人举旗反对全球化的恶果，有人不声不响地享受着它带来的多彩生活。

　　虽然早在西汉时，中国人就已通过“丝绸之路”广开贸易之门，全球化的进程在15世纪就已渐成气候，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却在20世纪末才搭上这趟便车。

　　不过，中国人从来不缺少做生意的精明和自信，仅仅用了不到30年，中国就已成为世界排名第三的贸易大国，和220多个国家有着生意往来，赚回了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并因此在这场金融危机的解决中被给予厚望。

　　整整30年前，佟志广引进可口可乐的时候，美国人告诉他：“你们中国人喝不惯的这个怪味，其实是中国味儿。它来自于从广西引进的桂油。即使中美禁运的时候，我们也始终通过香港进口。没有了这种特殊的中国味儿，美国的可口可乐也就不是可口可乐了。”

　　不管谁愿意不愿意，贸易早已让这个世界不可分割。■口述人：佟志广

　　■身份：中国加入WTO谈判第二届代表团团长

　　1991到1994年，我担任首席谈判代表。那是最艰苦的几年。

　　1991年就把我从香港叫回来了。李岚清作为党组书记、部长说，中央研究了让你回来，另有任命。我说干什么？通过贸易谈判，打破对我们的封锁。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打破封锁。你是美国通，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

　　第四天，我就到了华盛顿，飞机整整飞了17个小时，我就在飞机上把资料看了。这是1991年4月份。

　　当时台湾也在申请加入WTO。怎么把它挡在外面是最难。

　　说起来这一段啊，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忘。就是当时美国的一个大使，叫卡莱。他是关税贸易总协定秘书处的二把手。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

　　我说我们要参加，这是不成问题的了，台湾也要参加，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他说我很理解，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呢。你得找到一个根据。因为根据GATT的规定，凡是独立的经济实体，都可以申请参加。

　　后来我就发动我手下的团员去研究，有一条我觉得可以利用。就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要想参加GATT，必须得到主权，宗主国的认可和推荐。我说我们可以利用这条。我们不能说是宗主国，但是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你是我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片领土。中央政府只有一个，就是北京。我不同意，你不可以参加。

　　卡莱大使很清楚，他说当然，历史的看，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说因此我们不能让他先进来，我们进去以后再考虑它。

　　为了这个，卡莱起了好大的作用。为什么找他呢？台湾人怕美国人，美国人说话，他不能不听，因为美国一撒手，他就掉海里去了。后来卡莱答应了，他说我做工作。

　　他就让美国代表团去做工作。还有，他说有个技术问题，他不能出面说话，他是秘书处的人。他说得叫成员国理事会去做这个决定。

　　这个理事会的理事长每年换一个人。那年的理事长是一个印度大使，我就找他去了。我年轻时在孟买干过，很熟悉，直奔主题，他说这个有点难，意见不一样。

　　此外，他们还有一个纺织品会议要开。我说什么时候开，他说下个下月。

　　我说我做主了，我邀请你到上海开。他说真的？我还没去过上海呢。我立刻发了电报回来，准备在上海开这个会，做东道主。

　　上海会议期间，晚上我就把印度大使带到杭州，做工作。他也明白了。第三天回来了，纺织品会议也开完了。就说好了，主席来一个声明，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台湾，根据规定，我们必须先审议主权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申请，把这个报告先审议，再考虑台湾的申请。

　　一敲槌子，定了。这就是法律文件。就这张纸，把台湾挡住了。

　　我谈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谈成了市场准入。

　　WTO最基本的要求是市场经济，否则你说什么他也不让你进去。所以我们这15年的谈判，也促进了我们市场经济的确立。要没有这个外来的压力，我们可能更慢一些。

　　我们市场经济是哪一年确立下来的呢？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第二年的3月份，人大修改了宪法。我为什么对这个记忆这么清楚呢？我正需要这个啊，我那时候谈判进行不下去了。

　　你给人家转弯抹角说，人家也不相信，有了这个，就等于在闷热的空气中，出来一股清风，立刻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能不能进入的大问题。前面都是我谈的，后来谈着谈着得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说吴仪同志你去吧，她那时候也是副部长。

　　和美国人打交道，它是惯坏了，盛气凌人，你压不住他是不行的。西方人崇拜英雄，你打败我了，我就服你。你打不败我，我就打你。

　　后来的谈判就是取舍问题了。我给你多少，你给我多少。老龙那些年就谈这些了。

　　中国进出口大事记

　　□1984年

　　9月，中国政府通过了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代理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

　　□1988年

　　2月出台的《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推动了外贸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标志着外贸体制改革从试水向涉水的3年过渡期的开始。

　　□1991年

　　全部取消了进出口企业的出口补贴，初步做到了进出口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

　　□1993年

　　1月出台《出口商品管理临时细则》，出口许可证亦被逐渐取消，需要出口许可证的产品从过去的250种减至1993年初的138种，约占出口总数的48％，比1992年减少了52%。到1993年末，只有大约15％的商品出口仍受到控制。

　　□1994年

　　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正式实施，一些配套的法律、法规正在制订或修订。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开始逐步纳入法制轨道。

　　□2001年

　　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一片“狼来了！”的惊呼声中，我国国民经济加快融入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外贸体制改革加速与国际接轨的步伐。